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的楚文化

在楚国先祖鬻熊第四代孙熊绎的时候，周王朝正式给楚以“子男”封号，还授给了相应的分封范围，此举标志着楚人建国的开始。尽管地处偏远，爵位卑微，但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楚已经开始厕身诸侯国方阵之中。

从熊绎至熊渠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了周王朝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特别是熊渠，作为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熊渠颇有胆气和勇力，尤其擅长射箭。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熊渠的射箭技术赞誉有加，认为就连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也无法与熊渠媲美。一天夜晚，熊渠正急着赶路，突然听到草丛中发出一阵奇怪的响声，他急忙停下脚步，机警地朝四周望去，猛然发现一只大老虎就趴着前方不远处。熊渠赶紧弯弓搭箭，只听见“倏”的一声，那老虎就一动不动了。待他上前一看，惊讶地发现，哪有什么老虎呀，不过是一块巨石横卧在那里罢了。他再去拔那箭头，竟然深深钻入石头，怎么也拔不出来了。

这就是熊渠“金石为开”“射石饮羽”的故事。这个典故和后世广为流传的“李广射石”的传说如出一辙，不过前者的时间却早了七百余年。

在鄂境内，有一处著名的铜矿——大冶铜绿山。在当时，铜可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熊渠兵锋直指鄂，占领了包括铜绿山铜矿在内的广大土地。掘取长江中游的铜矿，是熊渠一生所做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也是他所建立的最辉煌的功业。仰赖丰富的铜矿，楚国制造了锋利的武器，组建了精师锐勇，为楚国的振兴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熊渠不失为楚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楚国的崛起与楚文化的孕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其时他尚不满20岁。当时楚国国内政治腐化，奸臣争权夺利，政权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楚庄王主持朝政，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他经常叹息道：“满朝文武大臣虽多，却不知到底谁是能够真心辅佐自己的贤相良臣？谁是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

为了辨识忠奸，楚庄王决定“以静观动”，上演一出宫廷“选秀大剧”。楚庄王通过暗中仔细观察，终于看清了群臣中孰忠孰奸。于是，庄王当机立断，罢免奸佞小人，选用忠良贤臣。同时，庄王还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广揽人才，兴修水利，重农务商，整饬军事，为楚国争夺霸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北上争霸，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轻重，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南国之楚，已深入中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后人称之为“天下大事尽在楚”。楚庄王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称霸中原，威播四方，楚国霸业进入到鼎盛时期，他也成为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逝世后，楚、晋两国为了霸主地位争得不可开交。楚、晋争霸结束后，楚、吴之间战火再起。由于战火不断，楚国国力日渐衰弱，甚至出现了吴师入郢这样的惨剧。

至楚昭王时期，昭王痛定思痛，重用贤臣，奖赏分明，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使楚国国力得以迅速复苏，重又步入争霸行列，东却吴，北抑晋，楚国又以大国强国姿态立于华夏之林。

至楚惠王即位，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惠王在位57年，积极东拓，使楚国重又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后，继位的楚简王、楚声王政绩平平，同时楚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已到了十分尖锐复杂的地步。于是，楚悼王启用吴起变法。“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但是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失去了坚强的靠山，被旧贵族残酷杀害，变法成果也付诸东流。

楚威王时期，楚国迎来了又一次巅峰期，版图空前扩大，从一个地处偏僻的蕞尔小邦，一跃成长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鼎盛时期，楚国领土东至东南沿海，西至渝川以东，北至河南、山东，南至两广，成为当时地域最广、人口最多、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后人谓楚国“江山五千里”，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楚怀王时期，屈原出任左徒。此时，正是楚国和秦国相互抗衡之际。屈原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一心要使楚国强大起来，打败秦国，统一中国。屈原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和胆略，极力主张改革政治，破旧除弊。在内政方面，屈原提议选择品行端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出任各级官吏，同时限制旧贵族特权。在外交方面，屈原主张联合齐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同抗击秦国。概括起来，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联齐抗秦，进而统一中国。

经过屈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楚国一度出现国富兵强、诸侯威震的局面。但是屈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遭到楚国贵族的坚决反对。楚怀王动摇了，忠奸不分，开始疏远屈原，任用小人，终使楚国国土大片沦丧，国力大大削弱。从此，楚国再度由盛转衰。屈原为怀王所疏远，郁郁不得志，被迫离开郢都。

楚顷襄王主政后，继续重用奸臣，排斥忠良，朝政更加腐败黑暗。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屈原被放逐于江南，长期流浪于沅、湘一带。他目睹楚国政治日益腐败，国土沦丧，人民疾苦，心情极为悲愤，经常吟诗直抒胸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为振兴楚国推行政治改革却遭到无情打击，流离失所。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向苍天和大地表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长驱直进，攻入楚郢都。同年五月初五，屈原悲愤交加，投水自尽。楚都郢失守后，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公元前262—前238）。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又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国势江河日下。

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王翦率部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至此，富有传奇色彩的楚国宣告灭亡，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楚人缔造了强大的楚国，同时也创造了辉煌的楚文化。著名学者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五期，即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转化期。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楚国既融汇中原诸夏传统文化，又吸收本土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亦夏亦夷”的荆楚地域文化。鼎盛时期楚文化的门类和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天文、历象、算数、冶金、织帛、髹漆、筑陂、筑城、筑室、道术、辞章、艺事等。楚文化的成就，不仅领先于当时中原诸国，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楚文化的滥觞期，始自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迄于两周之交楚国将盛之际，历时近3个世纪。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楚文化的起点，正是在这弹丸之地。立国之初的楚人，还徜徉于原始社会之中。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大夫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周王封给熊绎一块蛮荒之地，熊绎则要对周王尽守燎以祭天、贡苞茅以缩酒及献桃弧棘矢以禳灾的职分。初创时期楚人生计之维艰，于此不难想见。

熊绎的国都仍称丹阳，但已不是昔日的丹水之阳，而是位于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的荆山谷地。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豫西南和鄂西北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古代文明交相切劘之区。早期的楚国，恰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地理位置，成为楚人得以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的优势。

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近交远攻，揭开了楚人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

楚国的周围是楚蛮，西和南为濮人和巴人，东和南有扬越。所谓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但熊渠在周夷王时大举讨伐的，主要还不是楚蛮和濮人的庸，而是扬越的鄂。鄂，位于今湖北鄂州市境，在其南面不远处的今大冶铜绿山一带，有一个巨大的红铜生产基地。红铜是当时的头等战略物资，熊渠很可能是在红铜的诱惑之下才劳师远征的。

两周之际，有若敖、霄敖、蚡冒相继为楚君。《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说明那时楚国的版图并不大。当时，楚人用兵的方向仍以南向为主，因此，这个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今沮漳河的中游和下游。

楚人及其先民长期依附于比他们强大而且进步的华夏及其先民，自然会受到后者的染濡，久而久之，彼此的文化面貌就显得十分相近了。正是由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融，滥觞期的楚文化才在考古遗迹上依稀显露出某些自身的特色。然而，楚文化毕竟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至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则分别是楚文化的干流和支流，三者交会合流形成了楚文化，而对楚文化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其主源。

楚文化的茁长期，始于熊通继位，时当春秋早期中叶，终于吴师入郢，时当春秋晚期中叶。

张正明先生认为，楚人在蚡冒、熊通之际，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当时，楚人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已不允许他们对诸夏趋之若鹜了。诸夏先进而且强盛，无论其奴隶制的发展处于何种境况，楚人都会在诸夏的引力和斥力的交错作用之下，偏离历史的常轨。楚国在家族的胚胎时期，奴隶制成分和农奴制成分并存。楚人在度过了这样的胚胎时期之后，奴隶制成分虽苟延于宫廷和贵族的家室之中，农奴制成分却得以在县邑的里社中潜滋暗长。在楚国异常迅猛的扩张进程中，随着赋役制的普及，农奴制充斥于作为楚国主要行政区域的县邑，以致奴隶制的发展最终受到遏制。

一个民族能否另辟蹊径，创造出风采卓异的文化来，取决于他们能否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化的独创性，亦即历史的独创性。对于楚国来说，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是至关紧要之事。假若楚国甘心步诸夏的后尘，那么，在强邻四逼、列侯纷争的时世里，势难逃脱夭折的厄运。幸而楚人独行其是，化险为夷，而且在许多方面有出蓝之举，创造了先秦史上的奇迹之一。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显示的独创精神，是楚文化茁长的基因。

周室东迁之后，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了。于是，楚武王时，楚人便把东线作为主攻方向，而汉阳诸姬之首——曾国（随国），便成为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武王末年，楚国大举伐曾，迫使曾国订立了城下之盟。自楚成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40）始，曾国就成为楚国的附庸了。至于百濮、群蛮、百越，更容易被楚国各个击破。

楚人在政治上结夷夏为一体的进程，也是它在文化上熔夷夏为一炉的进程。楚文化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结果。

楚人进入江汉平原之后，受到土著楚蛮的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根据考古资料可知，这个变化首先体现在陶器上，其中以陶鬲最为突出。西周晚期，南下的楚人为了适应楚蛮占多数和稻米为主食的环境，与楚蛮一起把带有诸夏文化特征的红陶锥足罐形鼎略加改造，做成了一种新式陶鬲——楚式鬲。

楚人在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南北农业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将楚蛮、扬越和淮夷的家族性或邻里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作业加以改进提高，修建了筑陂塘等大型农田水利工程。

楚人做得最为成功的，莫过于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铸技术而兼之。

中原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夏代晚期，历经商代和西周，下至春秋早期。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主要是师法中原。不仅如此，春秋早期以前，在青铜冶铸方面，楚人甚至赶不上越人。近年来，在湖北随州、京山、枣阳以及河南新野等地，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它们的形制和纹饰都一如中原，它们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现已发现的楚国同期铜器。

熊渠时，由于一度进兵到包括铜绿山在内的鄂地，占据了青铜原料的来源，楚国的青铜冶铸业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然而，楚国青铜冶铸业的突飞猛进，却始自成王之世。成王奋武、文二世威服汉阳诸姬之余烈，北收弦、黄，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铜绿山就成为楚国的掌中之物了。《史记·楚世家》记楚：成王“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此处所谓“夷越”当指扬越。后来扬越地区的局势比较稳定，表明楚国在那里实行了有效的统治。

楚人占领铜绿山以后，把扬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并在铸造工艺方面超过了诸夏。1978年和1979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发掘了大型和中型的楚墓，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晚期，出土青铜器达四百余件。这些青铜器足以说明，当时楚国不仅普及了中原地区大约在春秋中期推广的分铸、焊合技术，而且创造了中原地区尚无先例的失蜡法和漏铅法铸造工艺；不仅镶嵌红铜工艺的运用早于中原地区，而且镶嵌黑漆工艺的采用更是开风气之先。

对待先进文化，楚人向来不抱偏见，他们满腔热忱地引进、改造，以求为我所用。在湖北襄阳山湾春秋楚墓中，有邓公秉鼎和上鄀府簠出土。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有巴式剑、鄝子之用戟、上鄀公簠、蔡侯簠和吕王钟出土。这些不同国属和族属的器物成为楚人的宝物，体现了楚国的文化方针和楚人的文化素养。然而，在楚文化的茁长期，就总体来说，中原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不再是楚人膜拜的对象了。这时的楚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他们的原则主要是创造而不是模仿，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由此，楚国的青铜器卓然自成一家了。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青铜器发展的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发展的道路。

楚国的官制，从形式上看，与诸夏同少异多。如以尹名官虽始于商朝，但楚国以尹名官应是向周朝学来的，西周铜器铭文即有“皇天尹”。然而，楚官普遍称尹则是楚人求独立、求尊严的表现。县虽是周朝原有，但真正作为行政区域的县则始见于楚国。楚师的主帅称莫敖，后来也设了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之类。楚人偶尔也征用没有严格建制和没有严密阵法的蛮人入伍。楚国兵制方面的这些特点，都是因夷夏结合而形成的。

在精神文化方面，楚人向华夏学来的首先是语言文字。据文献记载，无论是折冲樽俎时的唇枪舌剑，还是两军对垒时的彼此问答，楚人都没有借助于翻译。看来许多楚人应通夏言，至少楚国贵族是如此。而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楚令尹子元伐郑时“楚言而出”来看，楚人应有不同于夏言的本民族语言。至于文字，就是流行于中原而为周代各国各族通用的文字——夏文。

春秋中晚期，楚国的音乐艺术已有初步发展。淅川下寺出土编钟52件，其全部乐音系列可以奏出七声或六声的音阶。

茁长期的楚文化，从鄂西传播到鄂中，从汉西、汉南传播到汉东、汉北，从江北传播到江南，从淮水上游传播到淮水中下游，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几有席卷江淮之势。仅就江淮地区而言，楚文化如春风化雨，从其浸润之广，不难想见其蕴蓄之深。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吴师离楚。次年，吴又大举伐楚，楚恐吴师再度入郢，迁都至鄀，而仍称郢。在楚昭王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前503—前492）之间，楚都又南迁到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仍称郢。昭王九传至顷襄王。顷襄王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拔郢，楚都东迁。楚国以纪南城为首都长达220左右，可以说，纪南城的兴衰，伴随着楚文化鼎盛期的始终。

这个时期楚国的变化是空前的，可谓经济昌盛，文赋纷华。铜器生产登峰造极，并促进了铁器制造的改进和推广。其他各行各业，如丝织、刺绣、髹漆和城市建设等，也生机盎然。经济结构上，封建领主制的普及与家务奴隶制的延伸并行不悖。政治体制方面，则有断断续续的革故鼎新。旧有的县化大为小，已在全国普设；新设的郡在县之上，而仅限于边陲。官职日多，爵秩渐繁。封君的权势大致与先前的县公相当，其财富却非县公所能比拟。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诸如老子、庄子、屈子等文化巨星相继升起，熠熠生辉！《老子》《庄子》代表着楚国的哲学，《庄子》《离骚》代表着楚国的文学，它们已跻身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宝库和文学宝库之列。先秦的帛画迄今只发现过两幅，都属楚国。1949年出土的一幅是人物龙凤帛画，1973年出土的一幅是人物御龙帛画。这两幅帛画是当今所谓国画的先驱，一经发现，举世震惊。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其壮美的阵容和高超的性能而令人叹为观止，这套编钟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

楚都迁陈（今河南淮阳）之后，国势江河日下。顷襄王四传至负刍，约历半个世纪，这是楚文化的滞缓期。

从负刍五年（公元前223）秦灭楚起，到汉武帝前期止，历一个世纪有余，这是楚文化向汉文化转化期。楚国将亡之时，它的文化早已超越其国界而传向远方了。江西新建昌邑战国墓出土有楚式鼎、敦、壶和剑、戈、矛，广东四会乌旦山战国墓出土有楚式剑和楚式矛，以及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有楚式剑、戈、矛，表明楚文化从湘江流域扩展到赣江流域，从岭北辐射到岭南，已深入百越地区。四川成都羊子山战国墓出土有楚式剑，说明楚文化溯江而上，已逾巴至蜀。楚人庄蹻率兵入滇，滇楚之间也不无人文相通之处。

秦灭楚后，楚文化进入了转化期。秦朝求统一心切，对楚文化采取排斥态度。

不过，秦朝对楚文化也并非一概拒绝。李斯《谏逐客书》指出的“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正是秦朝所要从楚国和关东其他各国的文化中接受的。

楚人把半壁河山丢给了秦人，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却从秦人手里夺来了统一的天下，建立了汉朝。

秦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是楚人，他们愤于秦朝对楚文化的恣意摧残，掀起了复楚文化之古的狂热。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仍从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然而，楚人毕竟不是秦人，他们对异国甚至异族的文化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的。汉朝的行政区域和文武百官多承秦制，秦末起义中楚人所用的楚式官名大半废弃了。

西汉前期，统治者有鉴于秦朝实行学术专制的覆辙，采取了相当自由的文化政策。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文化政策才变得僵化了。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汉武帝改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定服色，以黄色为上。正是从这时起，自成体系的楚文化销声匿迹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了，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了。

在八百余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楚国既融汇中原诸夏传统文化，又吸收本土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亦夏亦夷”的荆楚地域文化。漫长的积聚，终于迎来新的崛起。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地区的文化即楚文化发展走上了一条个性化发展的道路，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丝织刺绣技术后来居上，木竹漆器流光溢彩，老庄哲学独树一帜，屈骚文学“别创新体”，美术乐舞动人心魄。楚文化博大精深，精彩绝伦，不仅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竞趋争先，而且在很多方面已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文化的高度。

特别是在楚国发展壮大和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楚文化的优秀内涵与卓异精髓日益凸显，我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精神，即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汇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和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以及楚庄王、孙叔敖、老子、庄子、屈原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由楚人创造的楚文化精神沾溉百代，流泽万世，历久弥新，弥足珍贵，她穿越历史时空，融入中华民族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方国，楚国不仅在地域上曾经占据南部中国，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而且创造出独具风采的楚文化。楚文化参与了中华文化的构建，与中原文化一道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

楚国立国800年，开疆5000里。楚人在政治体制上敢于越等破格，在经济制度上敢于领异标新。在春秋时期的南北角逐中，楚是南方各族之雄；在战国时期的东西抗争中，楚是东方各国之长。最盛时的楚国，其版图东北达山东南部、西北到陕西南部、东抵大海、南逾五岭、西南至渝黔桂东部。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已先行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可以说，楚国不仅在客观上为秦的统一铺平了道路，而且为此后中国南方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楚人以其“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炽烈坚贞的爱国情结，创造了堪称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楚国不仅有精深玄妙的老庄哲学、“惊采绝艳”的屈宋辞赋、“诙诡谲怪”的绘画雕刻、“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和“层台累榭”的建筑，而且有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工艺考究的漆木器和技艺超凡的丝织刺绣。在同时代的区域文化中，楚文化独领风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项羽都是楚人，建立汉朝的刘邦也是楚人后裔。学术界大多认为，汉朝在政治上“汉承秦制”，在文化上则是“汉承楚制”。自汉朝建立起，楚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而言，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特别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一个民族不仅要有本民族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时代的屈原就是一位跨越时空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屈原受重用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遭排挤、疏远甚至流放时，也不改“前志”，没有放弃对“美政”理想的追求。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云：“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但他始终不忍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正是这种执着的爱国情怀，“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后皇嘉树”般的精神，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淤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屈原之后的历代学者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为屈原的精神所感染而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这位中国的典范便成了世界性的典范。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第二，老庄哲学与中国文化。老子，春秋时期楚国苦县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人。老子的思想主要见《老子》。《老子》又称《道德经》，主要思想是“无为”，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老子》中的一些名句格言，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善若水”“治大国若烹小鲜”等，世代传诵。有人曾统计，《道德经》是世界上仅次于基督教《圣经》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一部作品。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县）人。庄子的思想体现在《庄子》中，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

老庄哲学思想和由他们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仅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即便如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如“你知道吗”，以及“你这个人不讲道理”“这个事我们一定要讲道理”，等等，都出自道家。道家思想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楚辞与中国文学。《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春秋以后随着周诗（《诗经》）热的冷落而崛起于楚国，并成为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在这个高峰时期，还涌现出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这既是楚国，也是我国第一个作家群体。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他们创作了不少作品，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自屈原创作楚辞以后，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模拟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以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楚辞》在东方世界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

在世界文明史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代表，楚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即瓦解。此后10年，楚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中叶，代表当时世界水平的文化是东方的楚文化和西方的希腊文化。二者虽互见短长，但总体水平难分轩轾。

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各有千秋。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基主要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楚人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在古希腊人之上。

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比古希腊更为完善。

在交通运输方面，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

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比楚人擅长。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楚国和古希腊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同时登上了古代世界文明的光辉殿堂。

不仅如此，楚文化同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西亚甚至环太平洋地区的古代文化都发生过碰撞与交流，因此，不研究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世界的历史和文化。

总之，现代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其中必然流贯着传统文化的气脉。楚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文化声息相通。同时，楚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研究、传承和利用好楚文化，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坚定传承、弘扬、发展楚文化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当代文化产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