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鄂”“楚”之由来

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先秦古国，在商周时期有着重要的影响。

“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写作“噩”，后世文献中均写为“鄂”。在传世文献中，鄂最早见于《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篇：鲁仲连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牗里之车，百日而欲舍之死。”

《史记·殷本纪》也有类似记载：“（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同样内容又见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根据上述文献可知，鄂国在商末时已存在，且地位甚高，为纣之三公之一，与西伯昌（周文王）、九侯并列，且称“侯”，这表明鄂国在商代已是诸侯国。至于鄂国之立国时间，则当在此之前。

文献还记载，鄂国为姞姓。姞姓为黄帝十二姓之一，姞姓诸侯除鄂国之外，史载还有南燕国和密须国，这些先秦姞姓诸侯国基本上都位于黄河流域，地望大致不出今天的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泾渭流域以及山西汾河流域一带。

在上述地域范围内，如今仍有一些古鄂国所留存的史迹，为追踪早期鄂国提供了线索。《左传》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鄂，晋别邑，其地所在，杨伯峻注：“据《一统志》，鄂侯故垒在今山西省乡宁县南一里。”此鄂侯又见于《史记·晋世家》：“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表明春秋早期时，乡宁一带犹称鄂。

也就是说，从商至西周早期，鄂国居于乡宁，即“乡宁之鄂”。乡宁隶属于今山西省临汾市，位于山西省西南端临汾市西隅、吕梁山南端，西隔黄河与陕西为邻。今乡宁境内仍有鄂城、鄂山、鄂谷、鄂水等地名，是鄂人长期在此活动而留下来的地理痕迹，可见商代鄂国的立国之地最初当在今山西乡宁附近。

约在商代武丁时或稍早阶段，鄂国由乡宁迁向今河南沁阳县城或略偏南一带，此乃沁阳之鄂。

从现存资料来看，“鄂”字最早与湖北的政区设置发生联系，是在西周中期后段楚君熊渠之时。最早的记载见于《世本·楚谱》，相关内容仅一句，即“熊渠有三子，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除此之外，记载较早、较详细的是《史记·楚世家》，其云：“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号。’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熊渠所伐的鄂、所封中子红的“鄂王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说法众多，以“东鄂说”和“西鄂说”为主。

东鄂说认为鄂国在今湖北鄂州一带，以王国维、陈梦家、殷崇浩、陈佩芬、张正明、刘翔、罗运环等学者为代表，其中以王国维最早主张东鄂说。如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文中根据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鄂叔簋”“鄂侯弟卣”“鄂季簋”出土之地——武昌，认为西周时期鄂国的地望在东鄂。殷崇浩在《楚都鄂补》中综合考虑了鄂地的地理位置，从军事防御方面论证东鄂说。刘翔在《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一文中根据对周夷王征伐南淮夷历史的考证，加上对相关青铜器铭文的解读，同样认为鄂国地望在东鄂，而且正是由于鄂国与南淮夷关系的密切才导致鄂国的灭亡。

西鄂说则认为西周鄂国在南阳盆地的汉代西鄂县故城一带，以徐中舒、马承源、张剑、黄盛璋、徐少华、张昌平等学者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徐中舒先生在系统研究“禹鼎”铭文时，认为西周鄂国的地望应如《楚世家》正义所说，位于南阳盆地内的西鄂故城。黄盛璋根据“禹鼎”中“禹以武公徙驭至于噩，敦伐噩京，休获厥君驭方”的铭文，认为此“噩”即西鄂，在今南阳市北。

“东鄂说”“西鄂说”都有支持自身观点的文献依据和考古材料，但也都有其局限性。随着湖北随州等地的考古新发现，最终打破了鄂国地望研究方面的僵局。

1975年，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一带曾发现4件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尊有铭文“鄂侯弟历季作旅彝”。另上海博物馆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收集到一件铜卣，洛阳市博物馆也收集到一件铜簋，两件青铜器铭文与羊子山所出“鄂侯弟历季尊”相同，这三件鄂器同为鄂侯之弟历季所作，应为同一组礼器，也表明上海、洛阳两地的鄂侯弟历季铜器亦当出于随州羊子山。1980年，羊子山再次出土18件青铜器，年代皆为西周早期。
学者曹淑琴据此提出，鄂的地望从江汉平原一带着手探索可能更为合理，今后如能加强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或可解开鄂国地望之谜。至2007年，随州地区考古工作的新发现验证了这一预言。

2007年11月，因犯罪分子盗掘古墓未遂，随州市博物馆在随州安居镇羊子山墓地抢救性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编号为羊子山四号墓，出土了27件鄂国青铜器，有方鼎、圆鼎、簋、甗、罍、盉、盘、提梁卣、尊、斝、觯、爵、方彝等，其中大部分铜器上有“鄂”或“鄂侯”铭文，证明羊子山四号墓的墓主应为西周早期的某一代鄂侯。

羊子山四号墓的发现，使西周早期鄂国地望问题逐渐清晰起来，学者普遍认为西周早期的鄂国确应该位于随州安居镇附近。

2012年，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掘是鄂国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为鄂国研究提供了最新资料。夏响铺墓地位于南阳市新区新店乡夏响铺村北一处高岗上，一共有三十多座古墓，墓葬出土青铜器上有“鄂侯”“鄂侯夫人”“鄂”的铭文，其时代初步推断为西周晚期晚段。夏响铺鄂侯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历史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河南南阳夏响铺墓地的发现，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鄂国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是被迁徙到了南阳盆地一带。至春秋早期楚文王灭申设县以后，鄂国才被楚彻底地灭掉。此前学术界根据“禹鼎”铭文记载，大都认为鄂国在西周晚期时已被周所灭，但夏响铺西周晚期鄂国墓地的发现表明，周厉王时鄂侯驭方叛乱被西周扑灭后，鄂国并未被灭，而是在南阳地区安置下来，并且为汉代南阳西鄂县的来源和鄂国西鄂说找到了考古确证。

综上所述，商代鄂国活动于北方中原地区，最早在山西乡宁一带；约在商代武丁时或稍早阶段，迁至河南沁阳附近；西周早期，鄂国当在湖北随州安居镇附近；西周晚期，鄂国迁至河南南阳地区；春秋早期，鄂国被楚消灭。
 

提及湖北，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概念：荆楚。那么，什么是荆，什么是楚呢？荆与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荆”与“楚”是同物异名，荆即楚，楚即荆，它是一种柔韧性较好的木本植物，如成语“负荆请罪”中的“荆”指的就是这种木本植物。所以，在探讨湖北历史文化时，“荆”“楚”的概念是统一的。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这说明楚族的始祖是颛顼高阳氏，而高阳氏又是黄帝之孙，所以楚族的始祖应是华夏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

颛顼之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大约在夏王朝时期，颛顼部落传承至祝融部落。祝融部落与夏部落及后来的夏王朝关系一直很密切。1987年，荆沙铁路考古队发掘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楚墓，墓主人陪葬品楚简中明确记载墓主人所祭祀的祖先名字，祝融赫然位列其中。这是证明祝融是楚人祖先最有力的实物证据之一。

夏商之际，中原地区争夺激烈，祝融部落分崩离析，祝融部落的一支芈姓季连为了生存与发展，将眼光投向了当时许多部落目力所不及的所谓“南土”。“南土”，即今天的荆楚大地。

南下的芈姓季连部落，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中原华夏文明的印记，同时入乡随俗，与土著文化融合，不断发展和强大起来，逐渐成长为“南土”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方国部落。

芈姓季连部落至鬻熊之时，在地处南土的荆楚之地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荆楚”或“楚荆”“楚蛮”“荆蛮”“蛮荆”的新兴民族。

所以，楚族从其主源看，是源自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而从其群体看，则是华夏族与南蛮相融合而成的民族群体。
到商代末年，楚族涌现出了一个著名领袖鬻熊。鬻熊敏锐地察觉到了商王朝的腐朽与没落，而正在兴起的周族是可以依赖的势力，于是审时度势，及时投奔周族首领西伯姬昌（周文王），并与其他各地方国部落一起参加了灭商的斗争。鬻熊因此得到周王室颁给的“子”的爵位名分。所以，鬻熊既是楚族的杰出首领，也是楚国最早的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鬻熊与祝融一样，奉为祖先祭祀。同时，在鬻熊之后，楚的国君便以熊为氏，如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等。

在鬻熊第四代孙熊绎的时候，周王朝正式给楚以“子男”封号，还分封了相应的地盘，据说就在荆山脚下。根据文献记载，荆山在今湖北西部保康、南漳一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说明当时的楚国版图促狭，不过方圆五十里。熊绎被封以子爵，颁给封地，标志着周王室正式承认楚。楚人鲤鱼跃龙门般从部落进入到诸侯国的行列，意味着楚人建国的开始。但是，当时楚国国土面积不过区区五十里，小得可怜。而且，熊绎当时受封，仅仅只是一个挂名的诸侯，根本没入各路诸侯的法眼，也根本不能与中原诸侯同起同坐。有一次，周成王在岐山之阳召集诸侯举行盟会，熊绎首次以诸侯的身份出席这次盟会，但因身份卑微，在如此隆重的场合，只能担当守“燎”一职，就是专门看守祭天的火堆，无缘参与正式盟会仪式。

立国之初的楚人，在熊绎的带领下，在荆山深处的丛林中刀耕火种，度过了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岁月。对于这段极度艰辛的创业历程，楚人的后裔总是难以忘却。《左传》记载了楚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描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褴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筚路即简陋的柴车，蓝缕是破旧的衣裳，桃弧是桃木做的弓，棘矢是棘枝做的箭。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立国初期的楚人，坐的是简陋的柴车，穿的是破旧的衣裳，生活在草莽丛生

的山林里。他们开垦荒山，辛勤耕作，还要在崎岖的山路中往返跋涉，为周天子当差效力，贡献弓箭等物品。楚人就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迈出了艰苦创业的第一步。也正是以此为起点，楚人创造了八百余年的辉煌历史。

但是，楚国国名究竟是如何来的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楚人的居住地生长着许多荆条，这种荆条当时被称为“楚”。也有人说，“楚”字象征着一个人跋涉在灌木中。更多的专家认为，荆楚这个国名，源于西周时期楚国被分封在荆山一带……关于楚国国名的由来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了2388枚失落在海外的珍贵竹简，即著名的“清华简”。这些竹简的年龄超过2000岁，也就是说，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其史料价值巨大。

随着释读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家们发现，竹简中记载了大量极为宝贵的文献，其中一些文献将改写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其中一些关于楚国起源的记载，颠覆性地冲击着几十年来关于楚国历史的原有研究成果。

这批文献中，有一篇被称为《楚居》，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楚人的早期历史。也正是这篇《楚居》文献，终于解开了困扰历史学家们多年的楚国国名来源之谜。

竹简记载，楚人是炎帝的火师、火神祝融的后代。也就是说，楚人来自中原，是炎黄子孙，祖居“祝融之墟”，这与以往的文献记载一致。《史记·楚世家》等记载，楚人的先祖生活在黄河下游一带，文化上属于炎帝系统，始祖为祝融。“祝融之墟”应该就是楚人的起源地。据考古学家分析，其地点应该在今天的河南新密一带。

《楚居》中赫然记载，楚先君穴熊的妻子妣厉难产而死，巫师先用荆条（原文中为“楚”）把她左胁长长的伤口捆扎起来，然后再并隆重安葬。为了纪念这位为生育后代献出自己生命的伟大母亲，这个部族后来自名为“楚”。

关于楚国国名的来源，这篇由2000年前的楚国史官所写的文献提供了最权威的解释，争论至此尘埃落定。

秦代，因为“楚”犯了秦始皇父亲子楚的名讳，遂改以荆山之“荆”称之。后来湖北就多称荆，有时合称荆楚。